于是，城郊法庭不得不将案件移送到了某区法庭。
为什么这个案件要移送到区法庭呢？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
也就是在城郊法庭给张某送达传票的当天，张某对送达传票的法官根本不予理睬，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扬言他关系好得很，他还说他不去城郊法庭，谁也把他没有办法。
不但如此，张某还对送达传票的法官和书记员非常不礼貌，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讽刺、挖苦，说他们是“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”，不但拒绝签收传票，而且还跟法官提劲打靶，说根本没有把城郊法庭放在眼里。
公开表示就是不得到城郊法庭参加庭审，看他们把他怎么办？
这样一来，弄得承办法官根本下不来台，只好告诉他，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经过两次传票传唤，到时张某还不到庭，就要对他采取拘传的方式。
但是，对于拘传，张某还是不以为然。
接着，张某就找了关系，写了一份回避申请，要求将案件移送，并在回避申请里指责承办法官威胁恐吓他等等。
对于这样的事情，在乡村的基层法庭，非常多见。我来自于基层，对这些已经是见怪不怪了。他们为了排挤正值的法官，都会使用这种手段，请求法院的法官回避。
而且，只要稍微有关系，一旦提出回避申请，那这个案件就会“被回避”，他们根本不会审查回避的理由和事实。
相反的是，如果你没有关系，即使发现了法官有回避的情形，依法应当回避，就算你申请了，也是无济于事的，这就是中国农村或者是底层的现实状况。
这样的遭遇，我同样是深有体会，见识过无数次了。
没有办法，这个案件只好移送到某区人民法庭，等候通知。
7月24日，就在城郊法庭通知开庭的那天，朱德富的伤情经县检察院法医学鉴定为轻伤（当时，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的决定尚未出台，在公安、检察院、法院以及个别医院都设立有鉴定机构，那时的司法鉴定一片混乱，当事人起诉需要坚定地就会寻求自己熟悉、方便的机构申请鉴定），便依法向县法院申请将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，但张副院长未予理睬。
8月5日，区法庭书面通知朱德富，7日内去交纳诉讼费，否则，按自动放弃处理，同时再一次给朱德富发出了受里案件通知书，告知其再交200元诉讼费，200元其他诉讼费。
朱德富家里十分贫穷，又花了那么多治疗费，第一次向城郊法庭起诉时就已经交了诉讼费，按照规定，案件移送后不应该再重复交纳诉讼费的。
这下某区法庭又要交400元的诉讼费，他哪里有钱交呀？
于是，我们向县法院反映，该诉讼费已经交了，应与案件一并移交某区法庭，移送后朱德富就不应该再交诉讼费了。同样，这个请求还是无人理睬。
我们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倒贴，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帮他交了400元诉讼费。
根据常理，我们已经预计这个案件代理起来应该很困难了，朱德富的维权道路一定不会是那样顺利了。
在案件审理中，法庭认为既然有司法鉴定朱德富的伤情已经达到了轻伤程度，这个案件就属于刑事案件了，要求朱德富撤回民事诉讼，重新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
而且法官还说，从来没有说刑事案件先审理民事再审理刑事的，只有先审刑事部分，后审民事部分的。
我们提出，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县法院提出过书面申请，可是县法院根本不予支持。
这个庭长说，县法院是县法院，我是我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我说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，如果你们不撤回起诉，我还是会直接驳回你们的诉讼请求，那个时候就不要怪我无情了。
在某区法庭庭长的动员下，朱德富只好提出了撤诉申请，再次交的400元诉讼费只退回了50元。
我们为了帮助朱德富维权，也不敢轻易得罪这个庭长。虽然我们心里不服气，但是又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跟着他的要求，假装讨好他，请他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庭长说，既然你们撤诉了，那就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我们再审查后看看是否符合立案受理条件，符合条件的我们才会受理，不符合立案受理条件，我们还是不会受理的。
没有办法，朱德富又只好向法庭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可是，这次区法庭又要收600元诉讼费，要求他交了这600元的诉讼费，才会同意立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