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总认为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只要代理人愿意多付出点心血，愿意化解当事人的矛盾，还是有很多机会的。
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20余年来，本人代理的案件，只要是有一线希望可以争取调解的，我就会尽力去想办法调解，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，真正的从源头上使他们拼弃前嫌，重归旧好，继续和睦相处。
在自己的这20几年中，我已经记不清化解了多少的矛盾纠纷了，也不知道挽回了多少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的家庭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觉得自己这也是功德无量，造福乡邻啊。
在接受老赵的委托后，我还是想争取先把问题弄清楚，看看能不能为他们调解，化解他们的矛盾。
通过我的调查，我在老赵的村上得知，欺负他的是社长的儿子，为的是一点土地，实际上就是争承包土地的边界。
当年，在农村为田边地角发生纠纷的非常多，这些现象很普遍，这个案件就是这样的案例。
而且，这些纠纷的产生，也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可以解决的，还涉及到很多的政策和地方政府、当地风俗的事情。
由于他们的村长也在他们一个社居住，根据一般惯例，律师在基层调查案件，基本上都是从地方的乡村干部开始，在找知情的群众进行调查取证。
所以，这个案件我受理后，我首先就去了村长家，希望在他那里获得一定的案件信息。
老赵家离场镇不远，就在他们那个乡场附近。
我回老家必须路过老赵的乡村，对他们那里还算是比较熟悉。所以，要到他们哪里去调查证据还是比较容易。
于是，我带上法律服务所给我的聘书，还有介绍信、委托书，前往老赵的村上开展工作。
由于我当时没有考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资格，没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证件，为了证明我的身份，除了介绍信，就是这本聘书了。
一般情况，我只需要出示委托书和介绍信就可以的，这本聘书很少用，只是在遇到一些人需要确认的时候我才会出示的。
我到了村长家，直接说明了来意，并出示了法律服务所的介绍信和老赵的委托书，以证明我的身份。
村长看了法律服务所的调查专用介绍信，没有对我的身份有任何怀疑，热情的接待了我，并根据我的需要，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给我讲了一遍。
我一边听村长介绍案情，一边做记录，基本上他说完，我的记录就差不多记录完了。
我的记录工作一贯都是非常优秀的，基本上可以跟证人的表述同步，而且我还会尽量的书写证人的原话，包括地方方言、土话等。
在记录证人证言时，我会让他们的证实内容尽可能的保持原貌，记录出他们的说话风格和习惯。
在这方面，我多年前已经养成了习惯，已经得到了证人和当事人无数次肯定，一般情况我调查的证人证言基本上都会保持原滋原味。
在他讲述案情时，我很少打岔，只是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，尽量不干扰村长的回忆。
当然，有时候证人在介绍案情时，也有说得比较远，拉得很开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些根本与案件无关。
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会根据他介绍的案情情况，予以及时的引导，把他的话拉到主题上来。
通过了解，原来社长在县里有点关系，常常在社里欺负人，村上和乡上的干部都心知肚明，因此大家都给他几分面子，不好得罪他。
正是基于这些原因，那家人在地方上就更是胡作非为，仗势欺人，邻里乡亲对他们家评价也是很差，都不愿意跟他家人过多的打交道，有躲避之意。
据村长介绍，他与老赵家的纠纷是为了老赵家修整自己家里的包产地时，在地边除草时，社长家认为老赵家挖伤了他家的土地，对老赵大骂，老赵回敬了一句话，社长的儿子就仗势欺人，对老赵大打出手。
老赵人很老实，身体差，对于社长的儿子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就是老赵有还手之力，其实他也不敢还手的。
所以，老赵只好任由别人打，没有还手。实在打忙了，老赵就喊打死人。
群众听到老赵的呼救声，就过来看热闹，发现社长的儿子在打老赵，村民一边劝阻，一边通知村长来劝架，但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扯架，只是在口头上劝解。
村长听到群众反映，马上前来制止。当村长来了之后，社长的儿子才住手。
这时候老赵头面部已经被打伤了，头上被打成几道口子，鲜血直流，面部红肿，衣服也被撕烂。
村民们对社长的儿子是敢怒不敢言，都劝老赵自己回家去洗洗算了，以后不要招惹他就是了。
村长觉得老赵太吃亏了，加上眼看老赵身上有伤，还在流血，就叫他去乡卫生院去包扎、验伤，并先行自己垫钱治疗，等到治疗好了再行调解处理。